2018年10月26日，以“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国务院参事室自贸区建设研究中心和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近200名专家学者和嘉宾齐聚椰城，共同献计海南。与会专家认为，加快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任务。

改善营商环境是海南自贸试验区重要任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从自贸试验区走向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是关键。改善营商环境的突出矛盾是市场活力不足与政府效率低下。当前，如何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大格局，是海南改善营商环境的首要任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认为，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要高度重视市场开放和营商环境的关系。市场开放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的，但在营商环境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政府办事效率不高，政策透明度不够等等。外商引进来了，如果因营商环境不好而撤出去，下一轮的引进会更困难。为此，要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重点突破。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认为，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任务。衡量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是看企业在海南有没有商机，这个商机能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经营效益。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企业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企业能够交税反哺，这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准。

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学习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中央12号文件对海南营商环境提出的目标十分具体明确，关键在于落实。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程度排行榜上，中国香港位列全球第4位，中国内地排名第78位。2025年，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意味着届时海南的营商环境要达到内地高位；2035年，营商环境要跻身全球前列，意味着届时海南的营商环境至少要达到香港水平，可谓任务艰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认为，《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机制虽然不全面，但有一定的权威性。海南可以把它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参照评估体系。引进第三方力量，每年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对标国内先进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逐步完善相应的措施。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认为，可以把香港最好的和内地最好的经验移植到海南，由此创造一个世界认可的营商环境，推动海南未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对全世界开放，推动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经济特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哈罗德·科斯特认为，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不妨借鉴迪拜经验，在改善软环境方面下大力气。例如，迪拜允许外国公司控股，包括建设地产，这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迪拜已经普遍实行电子政务；外国法院可与当地法院联合进行国际法院的运作，使用国际法官。此外，迪拜还建立了专门的外国投资服务机构，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相应的信息和服务。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大环境

国家统计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郑京平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给出总体规划，明确鼓励方向，列出负面清单就可以了。要相信并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给出透明的市场化趋向政策，让市场、企业、劳动者探索和发现商机。张燕生认为，海南接下来重点突破口是高标准建设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首先是投资环境，海南要回答如何切实落实与“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相对应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问题；其次是优化营商环境，要特别研究探索将行政化的“放管服”向法治化的“放管服”转变；最后是健全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借鉴香港连续25年经济自由度排名全球第一的成功经验。迟福林认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关键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实质性破题。率先实行旅游、购物、健康医疗、文化娱乐、教育、航运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不仅符合海南的实际，而且会产生多方面的效应：其一，实质性促进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的有机融合；其二，会产生比重点区域开发更快、更明显的拉动效益；其三，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形成市场环境的突出优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认为，海南应加大对外招商引资的力度，特别是在设计规划、旅游开发、文体娱乐等领域与国际知名企业和联盟合作；争取在服务业上更大的开放自由度，或针对海南自贸试验区实施特殊的服务业负面清单，促进特色服务外包，由此形成更加开放便利、更具吸引力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创建高效政务环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要处理好开放和监管的关系，扩大开放与有效监管并重。在高度开放的自贸试验区实施好有效监管，是一门艺术，也是高超管理水平的体现，为此建议在监管方面要跟开放同步下功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认为，改善营商环境存在事权与实际需求之间如何匹配的问题。从以往的自贸试验区的实践来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需要通过中央和地方的通力合作，适当下放改革和开放所需要的事权，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有重大突破。张湧认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需要高效率的执行力，下功夫解决海南提出的十大问题；此外，还需要高标准监管，利用大数据、数字经济、数字法庭把进出岛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有效监管起来，做到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监管能力的管控。海南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至认为，政府数据信息不畅制约了政府效率的提高，其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由于数据的标准没有统一起来，导致数据本身难以打通；二是数据的治理没有形成有效机制。可以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的手段，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数据的治理解决方案。

以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重要保障

济州发展研究院金东栓认为，海南可以借鉴济州特别自治道特别法的经验，通过条例、特例等大幅提升海南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权限；通过立法赋予先行先试的权力，扩大海南改革自主权；通过出台促进吸引外资的一系列法规、措施鼓励引进符合海南发展的外资。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教授何茂春认为，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不是绝对的自由，是有法律限制的自由，立法在先是各国自贸区和自贸港的最大特点，把法律先制定好了才能实行具体操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夏锋认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海南要走在全国前列。加快构建包括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在内的各种专业法院，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创新权益和自主经营权，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