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简报

第51期 2021年2月26日  

自贸试验区设立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检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国家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自2013年以来，全国共批准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任务。在制度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包括超过百项的全国最佳实践案例和数百项的地方政策法规。但是在为地方谋发展方面，关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答案仍不明确。

一、文献综述

在理论上，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来源。制度设计的有效调整可以使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显著降低，产出效率倍增，即“制度红利”（Coase，1999）。制度演进和变革引起的资源优化配置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最重要的贡献来源（王小鲁，2000）。作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的试点，自贸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制度创新与扩大开放，积极探索和累积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性制度经验，实现开放红利从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向制度红利转变，从顶层设计层面打造全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张幼文，2014；江若尘、陆煊，2014；Wan，2014；Yao&Whalley，2015），并将成功经验推广至全国。可见，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功能便是通过制度创新，探索新的增长路径。试验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以制度创新代替优惠政策（张幼文，2014）。

中国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已经得到了一些研究。现有文献普遍认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自贸试验区主要是围绕制度创新，这也成为学界的核心关注点。学界认为自贸试验区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更加开放和营商环境优化，余颖丰（2013）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改变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明确政府职能边界，释放制度红利。裴长洪（2013）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核心任务在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以及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孙元欣（2014）认为借鉴国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消除投资行业中的灰色领域，外资准入管理由核准制向备案制加核准制转变，形成透明规范的投资管理体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强化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此外，张幼文（2014）还强调了开放的动力作用，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功能为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和促进国内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

中国自贸试验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定量研究也已经展开。项后军等（2016）基于2010M1－2015M6数据，运用模糊断点回归和非线性双重差分法分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对资本流动的正向影响明显，其对对外投资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实际利用外资。谭娜等（2015）基于2005M1－2014M12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法评估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济效应，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其中，工业增加值和进出口总额月同比增长率分别提高了2.69%和6.73%。王利辉、刘志红（2017）运用面板数据政策效应的评估方法与合成控制法，对比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前后经济变量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揭示了样本期内不同季度政策的实施效果，其评估结果表明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效应为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殷华、高维和（2017）运用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通过预设如果没有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反事实经济效益，与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后的真实经济情况作对比分析，得出设立自贸试验区后促进了上海经济总量和出口贸易的增长，带来了“制度红利”。李世杰、赵婷茹（2019）利用回归控制法分析了建立自贸易试验区对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发现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文献总结。已有文献定量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是针对上海展开的。因为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较早，有较长的观察期间和较充裕的实证样本。但是上海在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方面有很强的特殊性，其研究结论对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较弱。在数据上，已有研究主要使用省级数据，可用数据不够充裕。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重点在于检验自贸试验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全国共有21个自贸试验区，本文以其中的10个为研究对象，不包括上海和2018年之后的10个。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担负着更多的政策试验和开放窗口使命，试验田的性质更加突出，为地方谋发展的目的性更少一些。2018年之后设立的自贸试验区时间尚短、数据缺乏、效果难以确认。21个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前后共有六批，本文所研究的10个是第二、三批，分别是2015年的三个和2017的七个。共有广州、深圳、珠海、天津、福州、厦门、大连、沈阳、营口、舟山、郑州、洛阳、开封、武昌、宜昌、襄阳、重庆、成都、泸州、西安等20个城市。本文考察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否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

本文将设立自贸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上述20个城市为实验组，未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作为对照组。借鉴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的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根据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时点，设置FTZ变量，某地区设立自贸试验区之前赋值为0，之后赋值为1。这样本文构造如下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来检验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

lng_it=α+βFTZ_it+ηX_it+δ_i+γ_t+μ_it                 （1）

（1）式中:lng_it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GDP增长率的自然对数表示，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δ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γ_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_it为随机误差项；X_it为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贸易依存度、政府规模、社会消费水平、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模型中的系数β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如果系数β显著为正，则说明设立自贸试验区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2009-2018的296个城市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除特别说明外，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被解释变量。在地区经济增长度量指标的选择上，本文选择GDP同比增长率（g），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不需要进行季节调整；第二，有利于评价自贸试验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殷华和高维和，2017）。

2.核心解释变量。自贸试验区虚拟变量（FTZ），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9-2018，根据中国开发区网站提供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名单，并确定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的时点。如果某一地区在当年开始设立或已经设立了自贸试验区，则赋值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选择控制变量的目的在于控制其他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扭曲配置与无效配置，进而抑制经济增长（杨子晖，2011），本文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与GDP之比表示政府规模（gov）；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实现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之比表征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对外贸易不仅可以通过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参与国际竞争，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会形成先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向本国扩散，推动经济增长，利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表示贸易依存度（open）；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将刺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表征社会消费水平（com）；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由农业部门逐步向生产效率更高的第二产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流动，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本文选用第二产业产值与GDP之比表征第二产业发展水平（sec），第三产业产值与GDP之比表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thi）。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考察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将设立自贸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择双重差分法分析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报告于表2中，其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自贸试验区变量（FTZ）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自贸试验区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控制变量系数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水平（lnfi）和贸易依存度（lnope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发展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政府规模（lngov）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降低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社会消费水平（lncom）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会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市场分割加剧，阻碍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导致经济资源的国内配置扭曲（沈坤荣、李剑，2003）；第二产业发展水平（lnsec）系数显著为负，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lnthi）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经济正处于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结构性减速”时期，第二产业不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而第三产业水平不高导致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吕健，2012）。

表2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前述分析结果表明设立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结论并不稳健，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在设立自贸试验区过程中，中央政府会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地理和政治等诸多因素，所以，中央政府在批准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挑选赢家的行为。换言之，相比未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地区，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地区在设立自贸试验区之前可能已经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会导致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被高估。然而，前文中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前提假设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趋势是一致的，且不随时间发生系统性变化。因此通过变更控制组进行稳健性检验。

前文以2015和2017年设立自贸试验区的20个城市之外的276个城市为控制组。考虑到省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影响城市之间的可比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选择自贸试验区设立城市所在省份的其它城市作为控制组。天津和重庆是直辖市，没有合适的对照城市，因此去掉，试验组有18个城市。控制组是广东、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的其它城市，共有94个。表2中第（3）列和第（4）列分析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前后，自贸试验区变量系数符号和大小均与前文中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可见，估计结果不会因为控制组样本选择标准的改变而产生明显变化。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设立自贸试验区作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其经济效果尚未被证实。本文将设立自贸试验区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8的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设立自贸试验区显著提高了地区GDP增长率，这一结论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上述重要结论对我国新一轮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设立自贸试验区不应以短期经济增长为目标，应致力于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体制改革，推动行政精简化、金融国际化、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深化，利用制度创新红利带动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第二，新一轮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应依托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等经济园区展开，基于现有经济园区特有的管理体制，由易到难逐步开展制度创新试验，积极促进制度创新经验沿着由自贸试验区向经济园区、再向腹地的路径逐步复制推广，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第三，不同地区自贸试验区的产业功能选择应因地制宜，其产业功能应定位于引领地方产业结构升级，避免产业低端锁定，实现自贸试验区的经济效应。

战岐林        

山东工商学院自贸区研究院

2021年2月26星期五

内部研究资料请勿引用外传

烟台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滨海中路191号

电话：0535-6904147传真：0535-6904867

投稿邮箱：zhanqilin@sdtbu.edu.cn

免责声明：所有资料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研究院无关，涉及版权请联系本研究院。